2019年是個複雜的年份,禮贊和暴亂同時而來。在面對最嚴肅的主權問題時,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,理應是所有人的共識。那麼,至今仍在受難中的香港,是如何變成如今這樣的千瘡百孔?接下來的香港又将何去何從?
曆史中的香港——香港的“英國問題”
1997年7月1日零點零分零秒,中國政府開始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。香港的歸還意味着國力下降的英國無法再合法治港。但英國的歸還,意味着真正的香港“中國化”嗎?
我們将時間倒回到1979年3月,時任香港總督的麥理浩與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小平同志就“香港”能否續租進行了試探性洽談,但被鄧小平拒絕。1982年,撒切爾親自和鄧小平談判,提出隻歸還租界的新界,九龍和香港島還歸英國人,并提出“主權換治權”的要求,同時暗示要用武力抗拒香港回歸。以上要求均被鄧小平拒絕,并多次向公衆重申“一國兩制”基本方針。
為什麼非香港不可呢?工業革命後,英國通過硬件升級,實力崛起,大肆擴張,但并未将目鎖定在當時僅是個走私基地的小村落香港,在19世紀,英國隻将其作為避開清政府管轄的囤貨碼頭,真正被英國政府關注的地方,是舟山。
舟山是英國建海上貿易基地的首選,且攻守自如。但由于乾隆皇帝的拒絕以及舟山複雜的歸屬狀況(屬浙江江蘇兩省),英國将目标重新鎖定并對其進行軍事壓迫,均無果後,香港作為暫駐地,成為遠道而來的英軍的“避風港”。
香港回歸當日,末代總督彭定康戀戀不舍地朝香港揮手。這位殖民代表的離開并未給香港的政治問題帶來好轉。香港回歸後愈發暴露出“英國問題”,香港人的政治基因與其特殊的割讓曆史,與在被殖民期間迅速崛起的經曆,尤其使港人處于尴尬境地。英國以經濟麻痹香港民衆,使香港既不是一個“省”,又不是一個“區”。
香港回歸後,地方政治與國家政治進入普通民衆的視線,但新一代港人的政治滞後性使其對于國家政治缺乏理解,長期被英國化的香港難以在思想上迅速轉變。
面目全非的香港——反動勢力的猖獗
從政治上來說,2018年DG辱華事件的發酵以及台灣金馬獎上公然的台獨言論,使台灣與香港衆多公衆人物的政治立場被迫公開。且正逢台灣更換執政黨,香港作為虛假和平的“淨土”,似乎在話語權上,與台灣有了難得的達成共識。
從經濟上來說,内地經濟繁榮使香港的一枝獨秀不再有優勢,作為生産主力與消費主力的年輕人産生心理落差。加上香港的房地産業日趨白熱化,本地住房問題與創業問題成為紅燈區。由此,大型集會與示威活動開始圍繞關注青年人權益等方面展開。
從教育上來來說,話語權發酵使年輕人成了領頭的“先行者”。不管是被叫”黃屍”、“廢青”,還是“甴曱”、“暴徒”的青年人,都離不開香港通識教育的惡意滲透。作為初中必修,高中選修的通識教育科目,中國曆史被縮略到世界曆史中,無法得到學生的主觀情感認知,通識教育渲染“毒素”,涉嫌灌輸仇警意識,有鼓吹“占中”、歪曲事實、立論主觀、美化違法等問題。尤其是在香港國民教育中,将“一國兩制”的重點放在“兩制”上,過分強調香港的特殊性,導緻教育分化。
而年輕人的思想壓力之大,也是香港的一大忽視區。在經濟壓力與錯誤政治觀念、教育灌輸的多重影響下,年輕人的聲讨逐漸從期望關注轉向了要求“人權”,進而上升到了國家意識形态,産生了“仇華”思想。
從出動蒙面人群導緻地鐵停運、公共交通受阻,到進行大量搶砸外地店鋪,損壞區域經濟,再到襲擊港警,傷害公衆人物與無辜市民……長期暴亂直接使房地産和旅遊業收入占比極大的香港經濟蒙上灰色,導緻經濟狀況下行,物價難降,政局混亂。惡果接踵而來。
恢複和平之港——中國青年在行動
在各界支持下,針對四個月以來暴亂而生的《禁止蒙面規例》成為了政府反擊的利器。此法一出,各界港獨和西方反華勢力抗議聲四起。“占中”運動的罪魁禍首戴耀廷、被“國泰航空”開除的“暴力機師”譚文豪、亂港分子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铿、與“台獨”勾連,通過配票上位的“港獨”議員朱凱迪……他們的公開聲明實在是把“不想遊行集會、隻想暴力破壞”的心聲表達地淋漓盡緻。
面對陽奉陰違、以夷制華、養寇自重且妖魔化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,綁架民意的亂港分子,香港的三步走戰略對策逐漸走上舞台。
第一階段,斬斷黑手。《禁止蒙面規例》出台,暴亂份子将立即得到處理,從而可以打掉這些幕後勢力的代理人。(但也伴随着極大經濟壓力)
第二階段,奪回司法。将《禁止蒙面規例》中引用的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搬上來,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宣布進入緊急狀态,将有關全國性法律直接在香港實施,直接對接全國人大,破除司法控制。
第三階段,制度設計。解決香港的房地産壟斷剝削問題,擴大土地供給,收回囤積不開發的土地。
理想戰略的制定已顯示了香港的治亂決心,但在治亂過程中暴露出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也值得探讨與深思。
作為大陸青年,我們首先要為祖國樹立良好形象,讓世界看到香港問題是中國的内政問題。其次,對“仇警”“仇華”思想說不,由思想愛國到行為愛國。最後,要積極投身于制度設計與法制建設,盡青年之力,守護香港。
(記者 于夢瑤)